就在刚刚，网站上挂起的消息赫然竟是“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于今日13时42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9岁。”
不到耄耋之年就匆匆离去，著名报人范老给后人留下一座难以企及的新闻高峰。《月光如水照新村》，这则范老在《辽宁日报》农村部当记者，深入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时写出的经典名篇，曾被业界赞誉为“睡出来的新闻”，早已深入人心，广为传颂。而今月光依旧，只是，斯人已去……推进改革进程的新闻人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一些影响甚至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和人物总被人们回忆。这时，许多媒体把目光集中在了范敬宜身上。
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他深刻领悟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以精彩的新闻和深刻的短评促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国家繁荣富强坚守了舆论阵地。
说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很难绕过范敬宜的新闻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正是这篇对30年改革开放历史具有标志性记忆和鲜明印记的作品，对拨乱反正和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推出3天前首发于《辽宁日报》的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并少有地加了一大段编者按，号召新闻工作者要像范敬宜一样深入农村实际，采写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好报道。
此时的范敬宜，正在朝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农村采访。
1951年，20岁的范敬宜大学毕业，受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感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滩，远赴东北的“白山黑水”，成了一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
然而，1957年，历史给这位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被错划成“右派”，告别了自己的新闻理想国，开始了20年的“右派”厄运。
辽宁一些最穷困的山村小队，留下了范敬宜这个被下放者的足迹。所以，当1978年他重新回到《辽宁日报》拿笔开写“本报讯”时，浑身有使也使不完的劲儿。
这一年冬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农村是改革的主题之一，但全会的精神没有被基层干部群众立即接受和贯彻，一些基层干部对中央制定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有种种疑惑，围绕着“大包干”争论不断。
此时，以新闻报道形式将中央精神及时有效地传达、引导和解释，既能推进改革进度，又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解水平。
凭着多年在基层生活的切身感受，范敬宜通过到农村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全会确定的政策，是真正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政策，真正符合广大农民愿望的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基层干部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三中全会政策能不能得到真正落实，关键在于各级干部是否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很快，范敬宜就确定了主题：莫把开头当过头。短短7个字，就把那时相当重要的一个政治取向问题——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昭示得精辟透彻。
1979年5月13日，《莫把开头当过头》顺利地在《辽宁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见报。《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辽宁省的范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作为时代前进的“击鼓手”，范敬宜在这个时代留下了他铿锵的鼓声。
出类拔萃的记者
在辽宁的新闻界，不少人把范敬宜比作教科书，把他的好文章制成简报，时时学习。
直到现在，说起范敬宜的好文章，辽报人仍然如数家珍。如《莫靠“看风”吃饭》、《早无堵门人，夜无电话声》、《月光如水照新村》、《夜半钟声送 “穷神”》、《农村又添新民谣》等，这些文章不仅真实、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而且讲究文字色彩，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功底，至今仍是值得业界学习的榜样。
范敬宜曾经说：“十年的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这个‘基本功’对我终身受用。 ”
曾有人问，为什么敢于在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声浪那么高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
范敬宜答：我是“无知无畏”加上“有恃无恐”。所谓“无知无畏”是因为我根本不了解当时上层复杂的路线之争；所谓“有恃无恐”是我认为自己的采访比较深入，加上多年来对农村问题的基本认识，相信自己说的话是经得起考验的，因此心里比较有底。
正因为深入基层，他才能够写出《“指挥不灵”还是“指挥不当”》、《“方向”辨》、《“回头路”辨》等那么多鲜活的评论；把那么多原汁原味的采访，如《要知政策好，穷乡问父老》、《村头一席肺腑话》、《老农炕头话政策》等精彩的篇章送给读者，并从“源头活水”发现新闻，从看来似乎没有新闻的地方，以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出农村的深刻变化。
与范敬宜共过事的同志，无不称其为才子。能诗、能书、能画，读他的作品，你会感觉到与众不同，字里行间散发着缕缕书香。
范敬宜自辩，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
他在《范敬宜诗书画》的自序中说：“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
而范敬宜讲过的组织报道要前后呼应、发稿要连贯并形成气候、用材料要如同巧穿散珠、版面上要硬软搭配等，大概都是缘此而发的吧!
厚重的文化底蕴、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功夫。作为新闻人，范敬宜做到了极致。
于是，我们才会看到，范敬宜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既当代表又当记者，既要开会又要采访，每天一篇 “十三大手记”，从一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身上，如“的哥”、修车师傅、理发师傅、农村老师等等，捕捉到别人难以获得的材料，写出有影响的奇思妙文。在群雄逐鹿的新闻大战中，成就了《经济日报》的这一名牌栏目，并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
随后他又开辟专栏 “十四大手记”、“‘两会’漫笔”，一天一篇，用散文、随笔的形式报道庄严的会议，打破了传统会议新闻报道老一套写作模式，给读者带来了大量鲜活的有价值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见解、新建议。
而党报的改进与创新成为范敬宜在《人民日报》期间关注的焦点，文风的改进成为他的首选。他带头写短新闻，继续追求新闻工作中的文化味。在《人民日报》的5年中，他从各个面对新闻宣传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和试验，直到离任仍“兴犹未尽”。
不久，人们发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出现了一个名为 “敬宜笔记”的随笔专栏，文章大多为千字文，文笔清新自然，读来犹如与老友倾心交谈。且文章大多为对“刚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有感而发，颇具时效性。
范敬宜离开新闻界，仍未淡出新闻。
2002年4月，范敬宜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作为新闻界的老前辈、名报人，此时的范敬宜50年的新闻生涯还没过够，他又跨入学界，要为中国传媒界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贡献余热了。
作为新闻教育家，范敬宜令所有学子爱戴、让同行敬佩。他不仅亲自授课、批改作业，还成了许多学生的朋友。他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在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还记得一一去他们的单位了解情况、倾听反馈，带领学院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他提出的“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宗旨，使学院的发展既有高远理想、又能契合现实。
清华大学评价，范敬宜以他独特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的远见卓识，深深地影响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路径和轨迹。
什么样的记者可称出类拔萃？也许大家的答案不尽相同，但高度的新闻敏感、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对新闻理想的不懈追求，是起码的标准。
还没有干够新闻事业的出类拔萃的记者范敬宜走了。他用一生的努力，推动党的新闻事业前进。
这一刻，此言成了绝响，“如果有来生，还要做记者”。
■老友追忆
友人相知60年
彭定安 著名学者、作家
“生命有时很脆弱，他的一切聪明才智，都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了，这是很令人伤感的。”11月14日，从记者口中得知老朋友范敬宜去世的消息，81岁高龄的彭定安老人不禁连声叹息。
从1951年到2010年，近60个年头里，两人从相识到相知，一起走过了一段段风风雨雨的日子，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风雨兼程的日子，都是两人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
“他是我职务最高的 ‘右派’朋友。”在彭定安眼中，老友仁厚、认真、有才华，更有坚定的信念。
1951年，在彭定安到《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前身）工作的第二年，20岁的范敬宜也来到《东北日报》。当时两人都在检查科，负责检查新闻稿件在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错。两人都是南方人，都很有才气，颇有些惺惺相惜。
彭定安说：“1957年，正值全国反右浪潮，我和范敬宜被扣上了‘彭范联盟’的大帽子，我们俩的命运从此更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1958年，两人被下放到了辽阳农村。彭定安是“右派”改造小组的组长，范敬宜是副组长。“那段时间非常难，但是范敬宜很能吃苦，他吃苦的精神比我强。”
彭定安说，范敬宜，一个南方的文弱书生，但是干农活真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不是那种表现自己、做给别人看的干，而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干。连村里监督他们改造的农民都说，数老范干得好。
后来，两人先后回到了报社。一次，彭定安生病了，范敬宜急忙来看他。听说感冒的人应该吃面条，已经学会擀面条的范敬宜就洗手和面，给彭定安擀面条吃。“这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彭定安说。
1969年，两人都要去插队，范敬宜去建昌，彭定安去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想着老朋友一去边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归来，范敬宜拿着相机来到彭定安家，要给他们全家照个相。于是，在沈阳八一公园，就有了一家四口的温馨留影。
在农村，两人入了党，这在当时整个辽宁都是件有影响的事。摘帽“右派”还能入党，少有。范敬宜激动地写信给彭定安，说他们俩终于实现了终身的理想，参加党、追随党。彭定安说：“范敬宜在农村做得比我好，插队的时候写了很多农村报道。 ”
2007年，彭定安出版了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小说以他们俩近60年的友情和事业为原型，彭定安跟范敬宜说：“小说中的男二号借用了你的经历和你的性格。”范敬宜听了就笑。是啊，60年的友情，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一直都在关心“母报”
李宏林 《辽宁日报》终身记者、资深作家
“9年同事，一生朋友。”《辽宁日报》终身记者、资深作家李宏林用这8个字概括他与范敬宜的关系。所以，当在11月14日凌晨两点，得知老友去世的消息后，他一夜无眠，“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不停闪现老范的画面。”
“1956年，我调入辽宁日报社，与老范同在文艺部工作。我的第一次采访，还是他带我完成的。”李宏林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范敬宜，才华横溢。
“1957年，我和老范等人被打成‘右派’，送到辽阳农村劳改。 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被下放到建昌县。”最让李宏林感动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老范虽然历经坎坷，但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热爱与忠诚却丝毫不减。相反，他一直都在“采访”，于磨难中敏锐地观察着社会的变革，捕捉普通民众的情绪和心声。
李宏林回忆，1979年，老范重返新闻岗位。此后，他把心扎进土壤之中，即使成为农村部主任后，一年中仍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入一线，写出了包括《莫把开头当过头》在内的一篇又一篇反映农村新貌的名作。“他观察全局，深入基层，时刻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所盼。这种扎实的作风，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辽报人。”
李宏林说，老范不仅为《辽宁日报》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工作调动之后，也始终都关心着“母报”。 “他和我们许多老同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4年，我为报社摄制《辽宁日报》创刊50周年大型纪录片，到他家去采访，他十分动情，反复提及不忘辽宁日报社对他的培养。临别时，把自己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讲义送给我，让我带回报社，希望能对办报有所帮助。庆典那天，他又亲自出席仪式，还在百忙之中给青年记者上了一堂新闻工作修养课，指引、激励后辈成长。浓浓深情，由此可见！”
■链接
范敬宜生平
范敬宜（1931年——2010年），江苏省苏州市人。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调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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