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在这部由罗家伦的女儿投入真情实感编写的亲情回忆录里，作者用丰富的材料全面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实践教育、从政报国，其间交织着爱情和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经历众多是名人的共同特征，罗家伦亦莫能外。不过，读完此书，我倒觉得，其“声名鹊起”大抵始于两点，一是其入学考试时数学成绩极差，不过蔡元培和胡适觉其文章出色于是破格录取。或许因为有过这一际遇，数年后，当钱钟书数学考试同样不佳时，但仍因为“国文及英文”成绩出色而被时任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入清华大学；二是“五四健将”的角色，这一“政治资本”足够罗家伦终生“享用”。从积极投身《新潮》杂志，到“攻打赵家楼”，再到后来的北伐战争，罗家伦“勇猛”的身影无处不在。即便是在他所钟爱的大学教育事业上，除了表现出足够的智识与远见，他还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充沛精力。由此观之，我更愿意从大学教育角度审视罗家伦的这一“健将”特征。

    提起清华大学，我们很容易想到梅贻琦，尤其是他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仍能醍醐灌顶。不过，“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经指出：‘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原本只是为1911年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所建留美预备学校，说通俗点，就是“大学前教育”，且其隶属于外交部。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后，在改造清华大学上他着重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让清华大学完全脱离外交部，回到教育行业的本来轨道；二是四处“招兵买马”，同时大力淘汰不合格的教职员工。这两头说来简单，但实际上哪头都不轻松，前者涉及多方特别是强势单位的利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后者涉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因为涉及辞退外教问题而有可能影响外交关系。罗家伦捅这样的“马蜂窝”，胜算难言不说，还可能得罪很多人。

    然而，就是面临这样两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家伦一方面充分利用官场经验和个人智慧，另一方面借助舆论力量，经过艰难博弈，最终总算遂了心愿。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从南开请到历史学家蒋廷黻，罗家伦竟然亲赴南开大学并熬了一夜，终于感动了蒋廷黻。也就是自罗家伦起，清华终得以摘掉“美国大学预科学校”的头衔，并逐步建立相对完善的学科，特别是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均得到较大发展。这些自然为后来的校长梅贻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角度看，说前人栽花，后人乘凉并不为过，当然梅贻琦也绝非只知“乘凉”之辈，而是乘势而进，同样为清华大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因如此，陈寅恪才会如此高度评价：“志希（罗家伦字）在清华，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使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罗家伦另一次投身大学教育事业是在4年后。1932年8月，罗家伦走马上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校长，从此展开了长达9年的中央大学校长任期，期间经历了中央大学扩建计划、搬往重庆等艰难时期。1934年，罗家伦满怀雄心准备施展他的大建设计划。按照他的设想，中央大学“新校校址占地8000亩，投资240万，在1937年年初破土动工，预计到1938年秋建成”，最终“建造一个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学生的首都大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受日本侵略影响，此计划未能兑现。实际上，今天的“南大本部600到700亩，仙林校区3000亩，浦口校区1000亩，加起来5000亩不到”，与罗家伦设想中的大学仍存较大差距。

    虽然建设蓝图因战事被迫搁浅，但罗家伦的奋斗并未停歇。在“中大十周年纪念册上”，他作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统计：“计约略四年多的时间共费在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等项，为二百二十三万元。为数过于全部预算四分之一。西文专门杂志定到七百余种；重要的全套杂志自出版以至当时的增购计六十种”。

    罗家伦前后分别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共约11年时间，虽同为校长，但其不愿庸碌终日，所以工作重点因对象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清华大学时期偏重于整饬内外环境，让大学教育真正回归于学术本位；中央大学时期则着重于教学条件的改善，只可惜时代阻断了他的这番雄心壮志。

    由于历史久远，也由于环境和条件变迁，我们只能努力想象罗家伦当年面对的那些困难，经历的那些挫折。当然，这样做并非简单地回味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追寻罗家伦投身大学教育事业足迹的同时，有必要躬身自省：在物质远较百年前发达的今天，我们大学教育战线上是否也会涌现出这样抛却仕途私念、不畏困难和重重阻力致力于大学教育事业的“健将”呢？